游疆信步

贾樟柯:做电影,是我寻找自由的一个方法2006-10-13 16:16:16　来源: 南方报业网 　

9月10日北京时间凌晨1时56分，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宣布，来自中国导演贾樟柯的新片《三峡好人》获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狮奖。
追光灯打在这位身材瘦小的导演身上。他面带微笑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在他陶醉地亲吻金狮的瞬间，会场上相机快门响成一片。在获奖感言里，贾樟柯感谢了10年里和他一起走过这条路的人，“我最后讲了一句话，‘做电影人，是我寻找自由的一个方法。’但那个翻译可能太紧张了，没翻出来，这句话对我特别重要。”贾樟柯一脸的遗憾。
贾樟柯无疑是这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大赢家，套拍的纪录片《东》，在电影节颁奖典礼开始前三3个小时斩获欧洲纪录片协会与欧洲艺术协会奖。同一个导演的两部作品同时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和地平线两个单元并同时获奖，这在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绝无仅有。“上台领奖时晕晕乎乎的，有点像喝醉酒的感觉。”贾樟柯吸了口烟，眯着小眼睛幸福地回忆。

坚持以面对中国的态度去拍电影
贾樟柯参加过不少国际电影节，也拿到不少大奖，但金狮对他却有特别的意义。“今年是我拍电影10周年。10年里我们的团队从没有分开过，摄影师、灯光师和录音师，我们一直在坚持以面对中国的态度去拍电影。这个奖也是对我们10年坚持的一个肯定，所以对我的团队也是最好的鼓励，我也相信我和我的团队还可以坚持10年20年。”
这是贾樟柯第三次冲击威尼斯电影节了。第一次是2000年的《站台》，“那一次真是眼看着金狮从眼前走过去。《站台》在威尼斯首映以后，反响特别好，10家媒体的影评人给每部入围影片打分，最高分是10只狮子，我们就是10只狮子。当时几乎全球的媒体都预测《站台》是金狮奖，可结果我们什么奖都没有拿到。当时的评审主席是法国著名导演克洛德·夏布罗尔，电影节结束后他回到法国，法国媒体还一直追问他为什么没有让《站台》获奖。后来听说夏布罗尔特别不喜欢这个电影。那时候很难受，年轻嘛，才30岁。不过从这点也能看出来，人家是一个很独立的评选，哪怕你影评人给打了满分，他都毫不受影响。”
9月20日中午，头一天晚上刚回国的贾樟柯时差还没倒过来，睁开眼就从家急匆匆赶到公司，手里捧着一个红锦盒子。他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到了开门可见的展示柜的最上方，喜滋滋地打开。那尊被他亲吻过的金狮高傲地雄踞在众人眼前。
这一天贾樟柯的时间安排是按小时为单位进行的。每个小时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中间没有休息时间。在记者进行采访的过程中，另一间办公室里西班牙电视台的人马还在哪儿候着，《纽约时报》的电话一次又一次打来争取采访时间。
没时间吃饭的贾樟柯在两个小时的采访里抽了８根烟，“不能吃饭，我一吃完饭就犯困，现在这样还精神点。”
这位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无论是题材还是票房，向来溢着一股子悲苦味，但他本人却总给人一种喜兴、亲和的样子，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他的嘴经常是微张的状态，只要嘴角稍稍往上一扬，就成了一张笑脸。还有人说他的眼睛像绵羊，小了点，但眼神的温柔度相似。“我其实挺暴躁的，但我知道一个人不应该把暴躁当作一个常态。有时候我会很烦燥，但总体说我的信念是人不能那样，所以我一直在改。”

总有一种单枪匹马的感觉
人物周刊：参加过很多次国际电影节，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贾樟柯：最深的感觉，就是很不爽，总有一种单枪匹马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对导演参加电影节有一种偏见。从80年代张艺谋、陈凯歌跑影展开始，对他们误解的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说你拿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不好的一面给别人看等。
影展的花销是很大的。我2002年去戛纳电影节的时候，一个人11天花掉十几万块钱，而且已经是非常简朴的。你再看周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导演背后推动力太大了。2004年我带着《世界》去威尼斯电影节，韩国参赛影片的所有花费都是韩国政府买单，举行各种活动帮助导演推动他的影片。那时候心里头就会感觉背后缺少一个推动力，但这只是导演个人的感受，并不重要。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二战一结束，美国就有计划地推动美国的文化。因为我一直跑影展，在国外，我真的能感受到中国在经济上逐渐强大，但是在文化上，如果总没有输出，那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实际上你这个国度除了生意之外，对于其他国家还是陌生的，这不是好事。当今世界，所有类型的电影都是通过影展这个平台去推动的，影展是电影发明一百多年里，人类找到的很好的一个交流方法，它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活动，为什么有人对我们参加影展不停地发出质疑，我觉得很奇怪。

人物周刊：你觉得委屈？
贾樟柯：我非常不理解，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为什么对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现实成见那么深？现在很严重了，还有阴谋论的说法。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导演的观点，好像说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人设的局，专门鼓励你们中国导演拍这种（不好的、苦难的）东西。
人物周刊：上升到政治高度了。
贾樟柯：对，这种声音，它会影响国民心态。大家会对你的电影产生很大的歧义。你要知道公众的判断力并不是很强，因为还没演，人家也没机会去影展看到这些电影，看看电影节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一些不太谨慎的观点在主流媒体传出来的时候，会起到一定的误导作用。我觉得挺无聊的。
很难理解，经济上这么开放的一个国家，文化上还有种自卑心理，它不相信一部中国电影会是靠艺术，靠对人的观察，去征服电影节的，而以为是靠人家的阴谋，说人家非要给中国电影一个奖，鼓励你们赶紧多拍中国落后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些会不会影响到你？
贾樟柯：不会影响到我，但是会让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特别多。电影说到底也还是个文化工作。这个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直非常多，我觉得很多事情还需要做。

《站台》是我最心痛的
人物周刊：从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到现在的《三峡好人》，你的电影之路走了10年，这10年里，在经济和精神上，付出和回报让你觉得平衡吗？
贾樟柯：我觉得生活对我很慷慨。你想拍电影，哎，真的当了导演了。当了导演还能接着一部、两部，一年半一部的速度拍下去。我现在有5个故事片，3个纪录片，等于8部影片这样一个连续的产量。从第二部《站台》开始，所有影片都能够在戛纳等电影节做竞赛片，然后到《三峡好人》拿到金狮奖。
人物周刊：2005年前你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公映，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贾樟柯：那会儿的感受也不是委屈，就是有个事要解决掉它，有个山要把它翻过去。有时候会难受，但是会被创作的乐趣冲淡。
人物周刊：为了能在国内公映，你做过妥协吗？
贾樟柯：没有做过妥协，但做过努力。
人物周刊：回看自己的电影时，对当年的表现满意吗？
贾樟柯：有遗憾吧，就好像一个人看日记一样，有时候看日记，你会毛骨悚然，比如看初中时候写的那种日记，哎，怎么我当时会这么想！那是一个年龄段的认识，到今天我再看那些日记的时候，这都很可爱。
人物周刊：现在回看你的电影，也都很可爱？
贾樟柯：对，我也经历过毛骨悚然的阶段，但是等你工作再往下进行，你会觉得所有的天真幼稚和不成熟，所有当时的遗憾，是一种自然的状况。
今天反省起来，我觉得《站台》是我最心痛的。《站台》当时如果能够公开拍的话，相信比现在好多了。那个原剧本我写得特别有意思，非常多的人生活在很多公共行为里面。比如说，我原来开头不是演出，是春天，在一个山坡上，许多机关干部在种树，接下来是卡车在黄昏的时候，一卡车一卡车把人拉回来。这些场景你最起码要组织10卡车的干部，怎么组织那么多的机关干部呢？没有公共资源帮助，我那时候根本没办法。这部电影如果有这些东西，会显得更强，不贫血。这种遗憾每部电影都会有。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钱吗？”
人物周刊：在你的导演生涯中，哪个阶段让你有了质的提升或改变？
贾樟柯：还是《站台》。《站台》给我带来的国际声誉或资金方面的便利，是翻天覆地的。《站台》在威尼斯首映完之后，我回北京时很多制片人就跟着飞过来，包括法国的一些大公司，百代之类的。
人物周刊：1998年，你第一次带《小武》去柏林电影节就获奖了。第一次去国际电影节，忐忑吗？
贾樟柯：不忐忑，就是好玩。我跟我的摄影师一起过去的，因为他英文、法文都特别好。记得当时有个德国记者问我，“社会主义的年轻导演来到资本主义的德国，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没有意识到你们是资本主义啊。那时候愿意跟人家辩论。后来大会通知我们得奖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钱吗？”特别小孩的那种心态。
人物周刊：上台领奖时怯场吗？
贾樟柯：没有没有，我觉得电影是一个经验性很强的工作。我们拍第一个短片，拍得再烂，我们从拍摄到推广都很完整，我们自己带着去大学里跟同学交流，演讲，跟电影节做的事情其实一样，只不过那时你面对的可能是北大的学生，现在你面对的是德国观众而已。
人物周刊：参加这么多次国际电影节，你觉得受益最多的是什么？
贾樟柯：还是阅人吧，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导演，同行之间的交流。那种提升是很重要的。参加电影节你会有这个概念，好像人造航天飞机，你不能关起门造，你要知道现在最先进的飞机是什么。我觉得电影节对于我来说，就是让我知道我的工作背景是什么。
我从《世界》以后开始做评审，2005年我在8个电影节做评委。我觉得做评委也挺有意思，自己喜欢的电影，你给它争取到奖项，你会觉得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然过程很痛苦，10天看二十几个电影，一天看两三个。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业等着我
人物周刊：你是个悲观的人？
贾樟柯：反正不怎么乐观吧。不管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总想把它扔掉，尝试别的工作。有时候觉得挺危险的。
人物周刊：想尝试什么工作呢？
贾樟柯：比如说写作。我特别想写东西，单纯写小说。有时候，也会想去做生意，比如开个肉食店之类的。（笑）高中毕业那会儿我就想考不上大学，就去开个肉食店，那是我的生活底线。我觉得挺好的，卖不了就自己吃。所以我真的不怕失去什么。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业等着我，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人物周刊：还会和电影有关吗？
贾樟柯：不一定是电影事业，可能是一些别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做导演特别像长跑，终点在那儿，你一步一步往下跑，虽然很多人帮你忙，但脚下的路还是要你自己一步一步来。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觉得有跑不下去的感觉？
贾樟柯：每次拍片都有这样的时刻，很多事情都来了，你根本应付不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孤独吗？
贾樟柯：不孤独，我们群体生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不孤独。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你父母看吗？
贾樟柯：都看过。我爸很有意思，他看完《站台》之后跟我说，如果在“文革”的时候你一定是个右派。
人物周刊：跟他们沟通过你的电影吗？
贾樟柯：没有，我很羞涩，不好意思跟他们谈我的电影。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不喜欢我，觉得我特闷，不好玩儿。
人物周刊：你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贾樟柯：我只能说工作，至于生活，我很少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了。有缺憾吧。太多时间照顾不了家庭，因为我一年到头要么拍电影，要么在宣传电影。我父母都在山西老家，一年不见，一回家，发现父母特别明显地老了。一年里他们只是和我通电话，见不了面，那种内疚感是很强的。我当时如果真的遵循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把事业搁一搁，陪陪我父亲的话，我会多少心安点，因为我父亲今年去世了。我特别遗憾，非常遗憾……（沉默）我对这个职业的特点没有预见性。我根本没有预见到当导演生活会变得这样，整个生活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贾樟柯们的使命            2006-09-16 10:31:17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贾樟柯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与20年前刚出道的张艺谋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中国本土文化、本土人性的特质征服了欧洲的艺术电影。但贾樟柯与张艺谋有本质的差别。张艺谋挖掘的是上个世纪初落后的中国农业文明中的人性特质，而贾樟柯却用其敏锐的触角捕捉到了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人性的独特气味，并将其变成艺术传递开来。
如今，外国人对中国越发感兴趣了，他们希望借助电影这种手段来了解中国。这就是中国电影为什么在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越来越热的深层原因之一。可悲的是，我们的许多导演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他们没有能力认识并艺术化地呈现当今中国的人性特质。于是他们投其所好地充当起了假洋鬼子，一个个电影怪胎也接踵而至。
好在我们的时代有贾樟柯们，他们是新生的一代，民族文化意识在他们身上更加躁动而且鲜活，于是才有了《三峡好人》。
希望自此之后，中国电影能够尽快挺起脊梁作好ＣＨＩＮＡ。而要做到这一步，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文化，还需要更多的贾樟柯们。需要他们从当代的视角出发，呈现中国当代人性的美与丑。这正是目前中国电影不可推卸的美学使命。

贾樟柯：西方评委看到中国人对生活的主动精神2006-09-11 15:29:25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9月11日电（记者白瀛）中国导演贾樟柯近日凭《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斩获最高奖项金狮奖。记者11日上午对他进行了越洋电话采访。他表示，这部影片获奖是因为西方评委看到了当代中国人对生活的主动精神。9月1日才完成后期制作的《三峡好人》终于赶上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末班车。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穆勒给中国的惊喜最终被贾樟柯进行到底，一举捧得最高奖项金狮奖。
“从我和评委交谈的信息来看，大部分评委认为，从这部片子里看到了中国人的行动能力，对自己生活、困难的一种主动的精神。从艺术上，有一种抚摸皮肤的直接交流的亲切感，能够用非常简单的内容和情节交代了非常复杂的人性。”贾樟柯对记者说。
在《三峡好人》宣布入围之前，贾樟柯的一部移民纪录片《东》已经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而《三峡好人》是贾樟柯去年在三峡拍摄《东》时加拍的一部故事片，讲述了两段爱情故事：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16年前被公安解救回去的妻子，两人在长江边决定复婚；而女护士沈红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却在三峡大坝前决定分手。
贾樟柯表示：“整个电影是关于做决定的主题。男女主角通过他们在感情选择上的决定来获得一种自由和自我尊严的实现。”
以《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等影片为人所知的贾樟柯一向擅长城乡写实风格，他镜头里面多是扒手、艺术青年、失业工人子弟、民工等中国当代社会的小人物。
他说，《三峡好人》一脉相承的仍然是对中国普通人的当下生活的描写，而不同之处在于之前电影中的人物大多局限在生活的自然状态和秩序里面，而这部电影里的人物更主动一些。
在中国电影史上，只有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1992年和1999年分别凭借《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捧回过金狮奖杯。而此次获奖的贾樟柯正是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
贾樟柯说：“（我的获奖）意味着对中国年轻导演的肯定，同时我最高兴的是他们对电影里面呈现出的中国人生活的尊重。”
36岁的贾樟柯虽然已经在世界各地获得大大小小20多个奖项，但同许多第六代导演一样，一直面临着“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去年他拍摄的投资1200万的《世界》虽然在欧洲频频获奖，但公映后在国内只收回100多万元票房。
然而对于《三峡好人》，他却似乎颇有信心：“我相信中国观众一样会喜欢，因为这部影片里面有最真实和当下最直接的生活的描述，有相当大的亲近感。”

贾樟柯：城镇带给我文化上的信心2006-10-09 06:05:52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在黄河岸边举办首映式，一是与《东》的背景契合，二是想让大家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电影旅途的。”9月28日晚，凭借影片《三峡好人》刚刚在威尼斯电影节捧得金狮奖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携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纪录片《东》回到黄河岸边的古镇碛口，很有些衣锦还乡的意味。号称“九曲黄河第一镇”的山西碛口是清代及民国初年北方的重要商埠，贾樟柯从大二开始就常常到这个距离家乡汾阳不远的小镇缓解压力、寻找灵感。
这一夜，明星的光芒让苍凉的黄河古镇显得格外耀眼。一幅印有贾樟柯头像的巨型海报几乎覆盖了一座小山头，数百米的红地毯在古镇小巷里蜿蜒，同样给人以视觉冲击力的还有《东》的主人公刘小东的画作《温床》。高挂的大红灯笼，煤炭堆成的熊熊篝火，黄河上轻盈游走的盏盏花灯……吕梁老乡以一场盛宴来迎接斩获金狮归来的贾樟柯。用赶来捧场的著名画家陈丹青的话说，这一切“感觉非常超现实”。
“有一种抚摸皮肤的亲切感，非常有力量。”这是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凯瑟琳·德纳芙对《三峡好人》的获奖理由的表述。而在贾樟柯自己看来，该片仍然是对中国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的描写，不同之处在于之前电影中的人物大多局限在生活的自然状态和秩序里面，而这部电影里的每个人面对感情问题，不管复合还是离婚，他们都用一种决定给自己一种自由和尊严。
如果说《三峡好人》里淡定与成熟的思考，表明贾樟柯正在努力挥别作为一名新锐导演创作上的“青春期”，那么，此次在黄河边首映的纪录片《东》，则试图从一个公共艺术家的角度展开，主题直指宽泛的亚洲问题。
《东》中，曼谷女子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如同奉节百姓面对三峡工程建设中拆迁工人的丧生一样无奈。也正是因为《东》，贾樟柯才萌生了拍摄《三峡好人》的念头。虽然《东》没能在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脱颖，但获得了欧洲纪录片协会和欧洲艺术协会颁发的奖项，贾樟柯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将纪录片带入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国际电影节官方竞赛单元的中国导演。
目前，《东》已经和《三峡好人》采用捆绑式在海外售出30多个国家的发行权。贾樟柯似乎颇有信心：“我相信中国观众一样会喜欢，因为它们里面有最真实和当下最直接的生活的描述，有相当的亲近感。”
然而，对于这两部电影的内地票房，多数电影人在充满期待之余还是表露出不同程度的担忧——毕竟，它们的风格都太“贾樟柯”了，尽管这些年贾樟柯获得大大小小20来个奖项，但同许多第六代导演一样，一直处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况，他去年拍摄的《世界》虽在欧洲频频获奖，但公映后在国内只收回100多万元票房。当时，记者问他“《世界》的票房不理想，会不会影响你的表达方式”，那时候的贾樟柯回答坚定：“不会！”此次，拿奖归来的贾樟柯再一次被问到相似的问题：会不会有一天你也像张艺谋、陈凯歌那样转型拍商业片？
对此，贾樟柯表示：“我个人很理解他们的转变。因为导演有转变和尝试的自由。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目前还不会，因为，我自己还累积了太多的故事，太多想拍的电影还没有拍。”
从早期的《小武》、《站台》、《小山回家》、《任逍遥》到近期的《世界》、《三峡好人》，放眼贾樟柯的电影之路，似乎看不到所谓的大片，无一不是关于当下现实、关于身份认同或关于人际关系等题材。片中主人公的困境，也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都要面对的，而这些经验一旦被分享，也往往意味着观众内心孤独感的消除。
而现实中的贾樟柯，也一直和他电影里的众多小人物一样始终被边缘着，但他依旧坚持“听从自己的内心需要”——即便是面对作家王朔日前极为尖利的“炮轰”。
在近日接受《收获》杂志采访时，王朔公开宣称：第六代电影人就像第五代导演一样至今没有一个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类型片导演，注定只能是摆脱不了个性的作者导演，而代表人物贾樟柯每况愈下：《小武》大概是贾樟柯电影中最无心机的，《站台》野心就太大了，《世界》是一次不成功的商业片试探，意图太明显了。
对王朔的指责，贾樟柯回应道：“城镇带给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信心。这是我从县城里吸收到的最大的营养。这使我不管走到哪，都能有一种勇气。”
贾樟柯的这种态度，融化在他自己的多部影片里——缓慢流淌的叙事方式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隐隐的挣扎。主人公们就像贾樟柯自己，即便早已走出了老家山西汾阳，却一直走不出迷茫的状态，这也使得他的姿态，自始至终是平和而不是居高临下。
作为几大电影节的常客，贾樟柯坦言，参与国际电影节，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它们能提供国际视野，也是文化输出的平台。“电影是文化交流最便利的途径，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影像输出。电影里面阐释的最当下的中国人状态，是最吸引国外影评人的，他们总希望从我的电影里面，看到中国人发生的最新鲜的感情变化。没有中国电影把中国人正在经历的事情介绍出来的话，中国还将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作为导演，应该具备主动推介本土文化的意识，通过表达中国人的情感，来感染、感动世界。”
就在《东》公映之时，贾樟柯新片《刺青时代》的开拍也进入倒计时。同以往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同，这次贾樟柯将首次尝试动作戏。该片目前已吸纳了3000万人民币的投资。动作戏、3000万的投资，这和当年贾樟柯20万元投资的处女作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因此，不少人将之视为贾樟柯获得金狮后的“变化”。对此贾樟柯不认同，“这并不是在向市场妥协，而是因为剧情和角色的需要。投资无所谓高低，适合就可以。”

《世界》：贾樟柯的老毛病　2005-04-14 14:47:17 主题：
作为导演，贾樟柯不仅会说，而且能说，甚至说得很好，不用理论家归纳，电影理论专业出身的他就会“全自动”地给你阐述他电影的主题、意义，把活生生的电影形象拍扁成符号和标本向你扔来，这不，谈到《世界》，他开口“底层人”，闭口“全球化”，似乎他的影片已经抓住了当下中国最普遍的社会现实，其实大谬不然也。
《世界》号称是关注都市底层外来“漂一代”人的社会写实影片，“聪明”的贾樟柯选取了世界公园里的打工者作为叙事的承载者，实在是高又有高却也玄而又玄的“妙招”。世界公园的微缩景观浓缩了全世界的著名景观，从金字塔到埃菲尔铁塔只需短短的几分钟，好似世界尽收眼底，尽在眼前，而世界公园的打工者——舞者和保安——恰恰是这个“世界”里最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人，刨去工作环境的赏心悦目，他们和工地上出苦力的人没有根本分别。于是乎，景观的风光和身份的卑微这表意的两极就自然而然地结合到了这帮人身上。说白了，他们不用说什么做什么，最多像偶像剧里的男女一样为爱痴狂或为情落泪一番，此情此状自然就具有了现实的“深度”和“批判性”，这种省力又讨好的事情实在是高明得很。但要说到对底层生活的深度介入和真诚关照，共其歌哭、同其悲喜，这样讨巧的叙事策略何尝不是导致和真实隔着几层皮的罪魁祸首呢。
贾樟柯的本意是好的，甚至可以说他难能可贵地具备了当下中国电影界极为少见的社会写实的良心和勇气，但他实在太喜欢主题先行地塑造人物、结构情节，影片的框架和雄心往往大于对生活的体察程度，符号和语言的呱噪常常凌驾于影像本体的感染力之上，观众因为影片联想到的故事和人物往往比他影片中的更加精彩。《世界》中符号式的人物和环境的设置提供了表述的简洁性和唯美感，同时也画地为牢地限制了影片向现实生活无限衍伸的可能性。观众只能看见主人公小桃和太生像野鬼游魂一样在虚假的“世界”景片和被妖魔化的城市中且行且停，却无法体味他们真正的生存压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对自己对爱人对未来对城市对家乡的期许和感怀，不是观众不愿意，而是对生活本身的浮光掠影的截取无法提供这种可能。
《世界》充斥着贾樟柯式或新或旧的符号，如象征全球化角落的“世界城市天气预报”（在周晓文的影片《二嫫》的结尾早已被使用过）、流落异乡的俄罗斯人（和米哈尔科夫的《套马杆》中一样）、为富不仁的好色大款（王小帅演得真是活灵活现）、政治性的标语口号等都具有极易被西方指认的特征，它们作为某种功利性的标志阻碍了本土观众对影片的“代入”，甚至阻碍了作者自己对所表现生活的深入，已急需从贾樟柯的电影中剔除。“汾阳来的人”一段，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符号游离于整个电影叙事之外，虽然不乏感人的力量，但更像是一部从贾樟柯以前作品中遗漏下来的纪录片片断，和影片的花哨风格无法整到一处去。
对贾樟柯，我们应该关注，但决不仅仅是关注他拍了些什么，更要讨论他怎么拍，拍得好不好。